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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在创新服务里
作者: 佚名 时间:2018-7-30文章来源:机经网访问量:1390

今年以来,吉林省吉林市供电公司主动融入吉林省“只跑一次”改革体系,进一步强化现场服务能力和简化办电程序,利用“互联网+电力”,用户通过电力95598服务网站、掌上电力app、电e宝等渠道办理业务,简化办电流程,减少客户临柜次数,将“便民惠民”的理念,以全速奔跑的姿态,深度融入到寻常百姓的常态生活,以实际行动奏响创新服务思想、改善服务环境的电力最强音。

今年以来,吉林省吉林市供电公司主动融入吉林省“只跑一次”改革体系,进一步强化现场服务能力和简化办电程序,利用“互联网+电力”,用户通过电力95598服务网站、掌上电力app、电e宝等渠道办理业务,简化办电流程,减少客户临柜次数,将“便民惠民”的理念,以全速奔跑的姿态,深度融入到寻常百姓的常态生活,以实际行动奏响创新服务思想、改善服务环境的电力最强音。

作为公共服务型企业,就要把创新服务意识和率先意识放在首位,让数据多奔跑,全面落实“最多跑一次”服务模式。国家电网公司今年全面启动“八大服务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和2018年行动计划,深化掌上电力、电e宝等电子平台的应用,从用电保障、客户办电、专业管理三个层面对“只跑一次”项目清单进行梳理,通过流程瘦身、业务前置、内跑外不跑等措施,主动担当、提前谋划、统筹安排,换位思考,为客户提供暖心的服务,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围绕“三压减、二加强、一提高”,开展报装接电专项治理,对10千伏以下客户供电方案免审批、直接开放,取消普通客户设计审查和中间检查,构建环节少、时间短、造价低、服务优的办电服务新模式,在持续推进一次告知、一证受理、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前提下,对工作流程再造,实现“内跑外不跑”,这是一项改革目标,更是一项便民举措;还有一些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便民服务创新举措,开展掌上电力app等电子服务渠道应用,通过简化办电流程、推进业务转型、创新服务举措,实现群众企业办电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延伸服务“我跑您甭跑”的目标,真正做到群众跑腿做减法、办电效率做乘法、供电服务做加法。

由此,“只跑一次”不仅是一种改革的态度,更折射出服务本位的转变。我们要创新拓展“互联网+供电服务”应用等服务举措,通过创新服务大数据的技术支撑,通过晒出优化清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态度,全方位地满足用户需求,才能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强化服务,加快供电服务提质增效,才能努力让群众、企业“只跑一次”成为常态,进而为第三次电力营销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吴文)

“降低度电成本、早日实现平价上网!”,一直以来都是光伏产业的终极目标!特别是在竞价机制出台、补贴持续下调,规模指标管控的形势下,倒逼行业需要更多实质性降本增效的行动。

“降低度电成本、早日实现平价上网!”,一直以来都是光伏产业的终极目标!特别是在竞价机制出台、补贴持续下调,规模指标管控的形势下,倒逼行业需要更多实质性降本增效的行动。

我国光伏产业经历十余年迅猛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分布式光伏的崛起,新增装机量逐年递增,一些中小系统集成商隐隐有了跃龙门之势。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份令人意外的“823号文件”使分布式光伏产业被迫进入休整期。在众多媒体为行业呼吁时,一众企业也在默默努力通过技术创新的优势来拼技术与抢市场。

“新政的出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逼迫企业继续降低成本、继续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也在逼迫行业思考并尝试更多的发展应用方向。从逆变器的行业境况来看,这或许也是微型逆变器的一个市场转折点,一直以来行业普遍的意识是微型逆变器价格高,所以折算下来初始成本也会高,但大家却往往忽视了微型逆变器技术最先进、整体性能最优、25年长生命周期使用性价比更高这些优点。新政之后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冷静下来去做综合分析,到底光伏系统如何选型,能使度电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禾迈电力电子创始人杨波这样分析市场与微型逆变器的处境。

这个过程中拥有高性价比产品、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总会脱颖而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有段极其疯狂的彩电产业大洗礼时代,几十家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兴建彩电生产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电视品牌。最终引发价格战争,有的企业倒闭,有的企业转型,惨不忍睹,仅有少数靠技术站住脚的品牌得以幸存至今。正是因为这样的市场竞争,才使中国家电产业逐步迈向集约化、规范化。

此时,中国光伏产业像当初家电行业一样,正走在“去粗存精、提质、降本、增效”的路上,将逐步迎来寡头时代。虽然杨波有近百技术战将为其分忧,但战略性的抉择与前瞻性市场分析,仍需这位创业强人来掌舵前行。

选择与成败

在很多时候,准确的预见,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莫名的天赋。就像王石在土地拍卖中窥见了房地产业的曙光;在北京,柳传志在喧嚣中看到了个人计算机的方向;在浙大实验室,杨波在学习与专研中洞悉到了微型逆变器的应用前景。

禾迈创始人杨波

1981年,杨波出生在四川,他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在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标签是——不断学习、拼命工作。上学的时候,如果放假时间超过一个星期,他会觉得烦躁,因为没有事情可做,创业以后他每天至少工作十三个小时,每周至少工作六天,剩余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他说:“我生来就是个劳苦命,学习与工作起来停不下来”。

也正因如此,杨波个人起点很高,18岁考入浙大,在电力电子专业从本科一直攻读完博士,博士后出站后留校任教,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说杨波聪明大概没有人反对。从攻读博士开始,杨波就一直从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新能源发电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曾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曾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电源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多项学术界大奖。其中,杨波所获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是我国电力电子技术学科领域摘下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奖,它的含金量相当于“中国的诺贝尔奖”。

命运的齿轮就是这般的耦合。杨波最大的梦想不是发表几篇论文,也不是成为一名声望很高的科学家或教授,他想通过创办实体企业,把所掌握的技术转化成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就拿消费属性较明显的手机来说,“如果我研发的产品是手机,假设哪一天走在某个国家的街道上,发觉某个人用的是我们的产品,这个时候我的成就感最大、满足感最强。”

虽然只是一个举例,但不难看出,在杨波心里,只有出来创业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路径。

在说服同样技术底蕴深厚,且即将赴美任教的同门兄弟赵一辞职创业后,30岁的杨波以不可逆转的姿态投身商海,赵一便成为了禾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兼研发总监。杨波回忆,当时的创始团队只有5个人,都是刚刚毕业或仍在校的浙大同门师兄弟。

在接受采访时,赵一说,杨总很有个人魅力、很有凝聚力,他学术能力排名一直居高不下,他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他是销售里面最好的技术、技术里优秀的销售。同门师弟、技术骨干禹红斌则说,杨总很专注很拼命,跟着他一定会成功。

2012年9月,杨波成立了杭州禾迈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是应用于光伏行业的逆变器。在美国经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测试后,禾迈的微型逆变器的转化率在2015年度做到了全球第一。2015年底,杨波在创业导师的支持下联合杭开集团下属另一家核心子公司——杭开电气,共同打造了全新的家庭屋顶太阳能发电品牌——杭开光伏,为如今在光伏领域的“两条腿”走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禾迈团队骨干

目前,禾迈已由当初的小团队发展到现在的逾400人,凭借全球领先的微型逆变器技术,禾迈已经能够为分布式屋顶提供更高效、更安全、更智能的光伏发电系统,项目遍布国内主要省市,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巴西、墨西哥、印度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问及杨波可曾想过一旦创业失败怎么办?杨波的答案是“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生有时候结果可能很重要,但有时候过程也很重要。只要方向没错,依托过硬的技术和产品,在团队的努力和坚持下,迟早能获得成功!”

企业与企业存在着竞争,大企业与小企业构成了一个生态。在这个生态里,要想取胜,就必须发现属于自己的路。6年前诞生的禾迈早已经锁定自己的光伏发展目标:坚持微型逆变器技术以及衍生产品的研发与创造。而今,这个浙大技术博士已经完成了创业期的蜕变,新的征途和梦想正在开启。

“应变”与“不变”

每个领先企业的成长都必有其独到选择与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在时光的颠沛辗转与浸染之下渐成自己的企业的特色。

在中国的商业史上,靠粗放、靠运气,或靠权力和背景,确实有很多企业崛起了。但是,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并一直活到今天的企业,没有一个是靠粗放和运气的,更没有一个是靠权力和背景的。他们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能够适应市场变化,促进产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

杨波说,和国内外大型企业相比,禾迈算是一个新兴的企业,它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它是由几个大学生毕业后带着一腔热情而干起来的。而所谓的“禾迈生存法则”则是从创立开始至今,禾迈始终坚持在技术上不断进行自我突破,通过技术上的提升,应对外界环境变化。

“创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技术的亮点,至少有一部分认可你的人,会愿意试用你的产品,如果你的产品跟别的企业一模一样,你就只能拼关系、拼市场营销,这样会更困难一些。”杨波对于自己的技术研发团队颇有底气。

行业倒春寒时期,微型逆变器或给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思路。

光伏新政之后,借鉴国外经验,行业内顺理成章把更多可能性发展目光投向了储能。但国内与国外的储能市场完全不一样,从国外来看,光伏+储能是储能在发电侧应用最早也是最为成熟的领域。为推动光储应用,各国一方面开展示范项目、制订光储招标采购计划;另一方面将光储模式纳入到偏远地区的供电计划或者电网现代化的发展计划之中。为了激励光储的应用,部分国家地区制订了投资税收抵免,或者是可再生能源的配合奖励制度。而在国内,储能产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以示范应用为主,储能商业化应用面临着储能成本偏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不健全、储能技术路线不成熟、缺乏储能价格有效激励等各方面的问题。就拿我国用户侧储能发展来说,目前收益主要来自于峰谷电价差套利,大多数项目也只是分布在峰谷电价差较大的江苏、北京等省市省。

除积极探索更多可能性发展方向外,眼下更应该考虑外部投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实际提高电站整体收益,而这也是新政下达的出发点之一。禾迈微型逆变器技术能让光伏发电系统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同时能最大化提高电站的整体系统收益。

微型逆变器系统中组件间相互并联,系统中不存在直流高压,保证了光伏系统直流电压控制在48v的人体安全电压范围内,即便接触不良,也不会导致拉弧起火;独立mppt设计使每一块组件都能达到最大的输出功率,补足了传统逆变器“木桶效应”的同时,可以多发电5%~30%。传统逆变器+优化器,虽然可以解决很多的短板和遮挡带来的问题,甚至可以做到直流关断,但是本身电站还是存在高压的。

目前,国内还没有逆变器相关的的强制性标准出台,美国2014-2017年则在电力法上加入了很多安全层面要求。在逆变器方面,需要有快速关断装置、防拉弧保护等,甚至要求逆变器要达到组件级别的关断功能,且在2019年1月份强制执行。而传统的逆变器品牌需要添加新的设备才能达到这些功能。

除此之外,很重要的一点,禾迈能够同时确保逆变器达到最高级别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我们是按照25年使用寿命而设计研发的,跟组件的使用寿命一样,很多人都很怀疑这种电力电子设备怎么能用到25年,这方面我们实际上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严苛测试,以及严格的器件选型,过程比较艰难,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研发总监赵一说,普通的逆变器质保5年,禾迈微型逆变器质保则长达10年,并且可以延保至25年,与太阳能板的寿命进行配套一致。

他继续介绍,禾迈微型逆变器的失效率或者说故障率,控制在了1‰到2‰之间,而禾迈的目标是做到1‰以内,较之,普通的逆变器失效率和故障率基本上是控制在3%以内,由此,禾迈微型逆变器故障率是普通传统逆变器的1/10倍,甚至更小。

对于靠技术驱动市场的科研型公司,禾迈对待技术比想象中的更加谨慎。

“我们更希望的是把一个最好的产品带给市场,而不是急于的把一个不成熟的产品推给我们的客户。这个也是我们的缺点,所以在市场宣传上我们总是落后于别人,现在我也在反省。”同时杨波透露,禾迈也很看好储能产业,也在进行产品研发,待时机成熟也将会推出储能类产品与解决方案。

据了解,禾迈每次推出新一代产品的时候,内部其实都经过了将近1~2年非常复杂的内测。2017年禾迈倾力打造的——“一拖四”mi-1000/mi- 1200微型逆变器新品,能够支持四块组件同时接入,具备组件级mppt及单板监控功能,降低系统成本的同时,充分保障了系统的性能,得到了市场的检验与认可。采访间隙,赵一透露,2018年禾迈即将有的更大功率的微型逆变器新品推出。

禾迈微型逆变器产品图

今天来看,禾迈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谦虚好学,一直在进步,因为它知道稍有不留神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被市场和社会淘汰,这与1987年成立,靠通信技术起家,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公司的生存理念所相似。

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需要、必要性是创新之母,即我们对于创造一些东西一定要有需要。此时中国光伏行业正处在亟待创新且市场环境非常艰难的境地,贸易战此起彼伏、人民币贬值、股市暴跌、补贴骤降,一桩桩“刀刀见血”的事件,全部戳中光伏人的腰板。企业必须提早“应变而变”,不然就会出现市场份额萎靡,企业利润大幅缩水,甚至停业关门等惨象。

但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企业始终要做一些最基本的事情,继续管好成本、抓好人力资源、抓好技术和创新,应对好不确定性,王石的万科、董明珠的格力以及杨波的禾迈都属于这个流派。

坚守6年

杨波从来没有把他的禾迈定义为一家光伏公司,他说禾迈是一个电力电子设备公司,也称之为变换电源设备公司。“与新能源相关的变换器我们都在做,只是说光伏的微型逆变器可能在这个行业内引起的反响比较大,我们确实也花了很多精力。”杨波说。

此前接触过很多企业家,他们个性强烈,都有不同的成功历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之外,又特别具有坚守精神,杨波也不例外。

在讲述如何笃定微型逆变器,并且坚持要做好微型逆变器的时候,杨波骨子里的“技术特质”又迸了出来,或像一名教授、或像一位学长,谈起技术乐此不疲。“大概20年前就有文献论述逆变器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其将分为集中式的,串式的(那个时候还不叫组串),串式的还分成并联和串联,但现在并联全部被淘汰了。后面又有了模块化逆变器,即现在的微型逆变器。”

禾迈项目图

之所以选定微型逆变器作为长期研发与生产路线,杨波此前亲自去国外,考察了很多个国家和市场,他得出结论“光伏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光伏最终一定是分布式的市场,如果我看中的是分布式,那我们就提前做分布式的东西,而分布式系统里面门槛最高的、性能最好的就是微型逆变器。”

当即,杨波和他的师兄弟们就去调研微型逆变器的起源,了解到微型逆变器在美国有很成功的案例,便觉得在中国发展微型逆变器一定也是可以的。在美国加州户用市场总体量可占美国户用市场的70-80%,微型逆变器技术也起源于加州,并在该州户用市场得到了广泛应用。据了解,在美国户用光伏电站中,近一半的家用屋顶选择微型逆变器。

“在电力电子这个领域,我们中国的技术比美国厉害多了,然后我们就决定去做微型逆变器,至今一直在坚持做,以后也会坚持做下去。”

查阅相关文献,杨波和他的禾迈因何会倾力投注微型逆变器方面的研发,也可窥得一二。实际上,现在行业内出现的“优化器+组串式逆变器”方案与当年由集中式逆变器衍生出来的集散式逆变器技术路线,道理一模一样,都是在直流端想办法。从技术路线的角度来讲,当年集中式逆变器市场要被组串式逆变器取代的时候,集中式逆变器就衍生出来了集散式逆变器,集散式逆变器相当于“集中式逆变器+智能汇流箱”。随着技术不断革新和市场发展变化,组串式逆变器在向微型逆变器过渡的过程中,就得加优化器。

而且,就技术路线本身而言,决定了组串式逆变器要比集散式逆变器与集中式逆变器成本高,同样也是因为技术原因,微型逆变器比组串式逆变器成本高。杨波说,“在光伏领域,禾迈会坚持把微型逆变器做下去,即便目前它成本仍然高,价格仍然比普通逆变器高,但从长期收益来说,微型逆变器是最有保障的。”

成功根本没有秘诀可言,如果有的话,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坚持;第二个就是努力。这两点在禾迈身上都有体现。

因为成本高,微型逆变器在国内市场一直处于萌芽状态,虽然一直在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微型逆变器暂时还未进入国内光伏逆变器主流市场。一个半月前下达的史上最严格的光伏新政,在杨波看来,或许会使微型逆变器的市场发展出现转机。

他又举了个浅显的例子,微型逆变器相当于一个内部器件很高级的汽车。当汽车刚刚进入老百姓生活时,汽车的消费对老百姓来说,只是需要一辆汽车,其作用更多是代步车,老百姓更多在意的是汽车的价格。而随着汽车在老百姓生活中的普及,老百姓的需求已经不止是一辆汽车,而是越来越注重汽车的品质和品牌。在光伏新政执行后,对于有限的规模指标,甚至是无补贴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提升发电量,提升收益?已成为当下行业整体面临的问题。而微型逆变器一直被誉为逆变器中的“贵族”产品,其核心优势就是高效率、高安全、高可靠、高智能!

事实上,对于整个逆变器行业来说,未来的持续发展也在于优化,但其实微型逆变器就是逆变器的一种优化,它找到了行业的痛点。

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由于太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成功者属于资金和品牌强大的一方。他们往往被人看为是“狼”。而作为“鹿”的小企业若想取胜,除了要跑得快免遭狼群袭击之外,最有效的战术就是,从困局之中破局而出,在行业细分中,发展属于自己的市场。作为企业的掌舵者,杨波必须打开思想的总开关,在思想上破冰,在行动上突围。

7月份开始,禾迈率先将微型逆变器产品从原价1.4元/w降价至0.7元/w,进行销售,力求借助微型逆变器能大幅提升发电量的特性,最大程度帮助业主降低度电成本,增加投资收益,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微型逆变器。

在战略与战术之外,是杨波对自己及公司成长的严格要求与发展态度。于已,每天都要战胜前一天的自己;于公司,无所谓能不能做到第一,只要公司在不断的成长就很满意;于团队,只要成员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努力,一定能够成功。

近120分钟的采访,在杨波身上发觉不到“老板架子”,浅蓝色的格子衬衣、牛仔裤,一如当年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拼搏少年。杨波正在成长、禾迈正在成长,而看得见的未来属于杨波和他的禾迈。

7月20日,2018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测试评价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坪山盛大开幕。本届论坛由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服务署指导,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动汽车资源网联合主办。对于电动汽车而言,目前主要的问题包括电池成本较高、里程焦虑、可靠性问题。在本届论坛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新型能源与材料化学研究室主任何向明主要就动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展开分析。

7月20日,2018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测试评价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坪山盛大开幕。本届论坛由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服务署指导,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动汽车资源网联合主办。对于电动汽车而言,目前主要的问题包括电池成本较高、里程焦虑、可靠性问题。在本届论坛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新型能源与材料化学研究室主任何向明主要就动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展开分析。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新型能源与材料化学研究室主任何向明

目前由于动力电池引发的安全性事故较多,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安全事故的锂离子电池,之前均通过安全认证,发生原因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内短路所造成,而这种内短路似乎是不能完全消除; 引起安全事故的电池在制造时,均是合格品。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安全性与可靠性的概念

动力电池安全性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滥用热失控、自引发热失控。其中滥用热失控是可预测的,可以通过测试进行评估,可以通过保护措施进行改善;而自引发热失控是不可预测的,无法通过测试进行评估,也不能通过质量管理来完全消除,目前所有的安全性措施,均不能完全消除锂离子电池安全隐患。

何向明表示,动力电池由于内部短路,也就是自引发热失控导致的事故是可靠性问题,而非产品质量问题。产品质量是产品的一组固有特性,描述该产品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要求的能力。产品固有特性包括性能特性—性能指标 、专门性—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产品可靠性是产品性能随时间的保持能力,换句话说,要长时间地保持性能就是不要出故障,不出故障或出了故障能很快维修好是产品很重要的质量特性。要使产品高可靠、好维修就要在产品开发中开展可靠性、维修性设计、试验和管理工作。

锂离子电池安全可靠性定义

锂离子电池安全可靠性是指锂离子电池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发生热失控的概率。电池发生安全性事故是电池的一种极端的失效事件。可靠性估算是大型锂离子电池组设计过程中的一个瓶颈性难题,何向明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电池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在该技术研究方面缺少足够的实验和理论积累。但是在工程领域,分析电池潜在的失效模式并开发相应的缓解措施,这种可靠性研究、测试、设计是非常重要也是必需的。

锂离子电池安全可靠性评估探索

何向明表示,要避免潜在热失控,首先要预防为主:发现锂离子电池潜在的安全失效的原因,找出锂离子电池安全失效的潜在测试方法,找出能够避免或减少这些潜在安全失效发生的措施,设计能够避免或减少安全失效后损害的措施。

锂离子电池安全失效的潜在原因有很多,何向明表示,主要包括局部过热、负极析锂、金属颗粒异物、隔膜瑕疵、设计/制造缺陷、极片变形、微短路等原因。局部过热超过t1时,电池就可能维持一个自发的放热“链式”化学反应,最终导致热失控;析锂与电解液反应放热,导致局部过热,析锂生长出锂枝晶,短路,导致局部过热;即使肉眼都发现不了的微小的金属污染物都能导致内部短路;隔膜方面,可能由于孔杜塞,导致堵塞孔周边锂析出;极片方面,由于极片在充放电过程中,内部应力变化,极片形变,或者由于极片在充放电过程中的膨胀收缩,导致内短路。

锂离子电池安全失效的潜在测试评估方法

由于锂离子电池安全失效的潜在原因可分为内短路、热稳定、锂析出、极片位置异常四大类,因此可对应的通过微短路测试、热稳定测试、锂析出检测、ct检测检测可以对目前的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可靠性”进行评估。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找出电池可靠性和失效的原因,进一步提高电池可靠水平。何向明认为,目前日本电池的安全可靠性最好,中国和韩国电池水平相当。(丘山)

中国风电行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累计装机规模占全球的 33.6%,已跃居全球第一。然而,“三北”地区风电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年弃风现象严重,在地区电力过剩的情况下,开拓海外风电市场可以有效缓解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地区电力过剩的问题,有助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风脉能源公司多次前往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实地考察,进行详细论证,对欲开展合作项目当地风电资源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走在国内众多新能源民营企业前列。

中国风电行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累计装机规模占全球的 33.6%,已跃居全球第一。然而,“三北”地区风电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年弃风现象严重,在地区电力过剩的情况下,开拓海外风电市场可以有效缓解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地区电力过剩的问题,有助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人口规模已达6.3亿,不断增长的新能源需求促使各国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能源开发。根据中国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最新发布的《2017“一带一路”中国新能源国际发展报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年用电量不到1700千瓦时,低于全球平均3000千瓦时的水平,如果这一水平向目前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将为新能源增长带来巨大市场空间,因此从长期来看,东南亚市场有很大的潜力。

近年来,风脉能源公司多次前往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实地考察,进行详细论证,对欲开展合作项目当地风电资源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走在国内众多新能源民营企业前列。

在判断时机成熟后,风脉能源于近日正式组建了风脉国际有限公司(风脉能源香港控股子公司),作为进入国际市场的新能源投资开发平台。风脉国际依托母公司专业成熟的项目投资管理经验,为客户创造长期、稳定、高效的经济收益,涵盖新能源开发、投资、项目规划、电站定价等业务。致力于打造科学生态环保项目,助力国际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海外新能源市场健康发展。

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了风脉国际负责人朱丹的专访。

风脉国际负责人 朱丹

朱丹拥有丰富的新能源行业经验和极高的行业及客户认可度。她长期管理着伍德集团旗下清洁能源公司(前峰能,sgurr energy)的亚太地区业务和运营管理,参与了伍德清洁能源成立以来的所有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咨询项目。

她长期管理着伍德集团旗下清洁能源公司(前峰能,sgurr energy)的亚太地区业务和运营管理,参与了伍德清洁能源成立以来的所有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咨询项目。其中管理超过8gw的中国风电资产及2gw光伏资产等第三方尽调项目、世行cresp陆上和海上风电项目、中欧政府管理的东南沿海风电开发示范项目、ifc融资西北风场建设咨询项目、第一个香港海上风电项目、多个台湾海上风电技术服务项目,以及菲律宾 、越南、 巴基斯坦及韩国风电等项目。

拥有超过十二年行业经验的她,致力于本地化服务,创新优化先进技术,注重服务品质,深受客户信任。

朱丹,你好。可以简单向我们讲述一下你的行业经历吗?

我是在2006年转行到新能源行业的。当时正值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的起始阶段,为当时第一个外资独资的内蒙风电场服务。我觉得非常幸运和很宝贵的经验是,能够经历一个行业崛起的完整过程,从新能源法2006年出台,陆上风电规模化开始,技术快速升级腾飞、外资从强势到淡出,价格战带来的行业洗牌,市场从动荡到稳健不断发展,到运维市场爆发,近海风电到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发电表现的追求变化,中国新能源企业开始海外投资扩张等等各种故事,让我深入的经历和参与到了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之中。

多年的新能源行业从业经历,对我来说不光是经验积累的过程,也是感情积累的过程。我对行业有很深的感情,也是来自于这些年收获的友情,与业内同事们、朋友们共同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一同经历行业的风风雨雨。入行时,这是一份工作,如今,这是一份事业一份使命。环境问题、全球暖化、空气污染、化石能源等带来危机,我们的行业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改善地球。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受影响,变得更加关注环境,这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风脉能源这家企业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你?

风脉能源这些年来成长很快。2009年我认识了叶毅董事长,当时我代表峰能与叶毅一起参与了一个海外风电项目工程咨询,在项目交流过程中,大家理念一致,惺惺相惜。此后彼此在新能源领域的多次交集让我逐渐了解了风脉能源的价值。风脉团队们对新能源行业充满热情,重视技术创新,专注于做好项目,这点很打动我。今年风脉将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公司发展布局,结合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和中资新能源企业出海大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新能源工作者一起做一点事情。能够加盟风脉,我感到十分荣幸,希望利用我过去多年外企海外项目的经验,为中国企业出海拓展国际新能源市场出一份力。

你认为海外新能源开发市场有什么特点?

海外新能源市场可以分为成熟市场(欧洲等发达地区)和新兴市场(东南亚、中东、澳洲、非洲等)。前者开发风险较低,风险可控,资源好,模式相对固定;后者则似曾相识,宛如乘坐时光机穿越回了十年前的国内,政策、市场和模式都还在逐渐成型之中。风资源方面则与国内不尽相同,比如东南亚区域的风资源普遍没那么优质,对风资源勘察设计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因地而定,进行精细化的开发和管理才能保证理想的投资回报。

当前中国新能源企业开发海外市场有什么短板?

中国开发商常遇到的问题普遍有:成熟市场项目控股的难度、不同的国家新能源的政策和法规的判断、项目特征性的把握和项目各层面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与开发国内项目相比,开发海外项目时,留给新能源企业作出判断的时间往往不宽裕,比如一些收购类的项目,经常只有一个月的周期来完成尽调并决策,这对初涉海外新能源市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新能源企业会显得尤为紧迫。

风脉香港公司提供怎样的服务和价值?

香港在金融、法律、国际交流和投资配套领域优势明显,在一带一路中资出海大潮中承担重要责任。其辐射范围经南海至印度洋,延伸到欧洲,还从中国经过南海至南太平洋,从而促进和南亚、东南亚、中东、北非以及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一直以来外资驻香港和本土的金融机构都在投资内地新能源项目公司,中资新能源企业也很多选择在香港上市,并作为投资海外的跳板;与此同时,绿色金融也是香港未来重要的发展规划方向。

风脉香港公司致力服务于新能源行业以中资企业为主的国内外业主、投融资和技术方。依托香港作为海内外市场的连接纽带,为国内新能源开发企业在国际上寻找和开发优质项目、凭着多年项目风险评估和可行性的经验为中资保驾护航;为国际业主和投融资方在华新能源投资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对市场的熟悉、判断的可靠性、积累的技术力量,能够与我们的客户共同开拓具有投资价值的新能源资产。具体一些的服务:项目自主开发、海外项目评估和风险把关、技术工程和创新的输出、一站式电站解决方案。

我们立足国家战略的重要高度,把握全局,放眼全球,以技术带动资金、用项目征服客户,以风脉国际为桥梁,帮助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中国新能源企业连接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大力进军海外新能源市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市场进行战略布局。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增长,促进了动力电池技术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动力电池退役问题,引发各方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绿色能源研究所所长吴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锂电产业,需要同时做好先进电池技术研发与锂资源高效利用。对于动力电池回收,应尽量采用绿色回收技术,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增长,促进了动力电池技术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动力电池退役问题,引发各方关注。8月1日,《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简称《回收溯源规定》)将正式实施,强调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这一规定为避免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带来福音。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绿色能源研究所所长吴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展锂电产业,需要同时做好先进电池技术研发与锂资源高效利用。对于动力电池回收,应尽量采用绿色回收技术,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前沿突破需多方共进

早在2000年我国电动汽车项目启动之初,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指出,电动汽车的关键是电池。目前锂电池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在吴锋看来,锂离子电池由于具有比能量大、循环寿命长、安全性能好、可快速充放电等优点,使得相关技术及关键材料,成为当前国际竞相研发的热点,并成为新一代信息通讯(5g)、电动汽车、储能电站与国防安全等重大应用的关键环节。最近有报道称,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研发的x-57纯电动飞机项目已经进行3年时间,即将实现首航,实现空中零排放,以后的商用化更需要电池技术的突破发展。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已呈现去补贴化的态势。今年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纯电动乘用车的补贴开始退坡,并进一步提高了对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要求。吴锋认为,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必须要力争满足市场的发展需求。国家此举意在鼓励高能量密度电池的发展,以实现新能源汽车更长的续航里程,满足市场的进一步需求。2020年补贴即将取消,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让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求。

自“十三五”以来,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指标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高。2015年动力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指标为电芯120~180 瓦时/公斤,材料体系主要是磷酸铁锂—石墨、三元材料—石墨。从近期来看,2020年新一代动力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指标是:富锂材料-硅碳负极体系电芯为300 瓦时/公斤。从中远期来看,中期(2025年)要实现400瓦时/公斤,远期(2030年)要实现500瓦时/公斤。近年来,电池关键材料和技术进步显著,但仍有提升的空间。这里指的是综合性能的提升空间,包括电池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寿命、成本等。只有电池综合性能提升了,才能更好地满足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电池单纯的要做高比能量应该可以做到,但要做到高指标的产业化就很难,因为要考虑各种条件的约束。吴锋认为,采用三元正极材料和硅碳负极材料,可制备出能量密度319瓦时/公斤的高比能锂离子电池。但动力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提高,除与正负极材料相关外,对所采用电解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锂离子电池的危险性其中一个来源在于电解液。

为此,在看清动力电池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斟酌一些产业化指标的实现途径。尤其是作为关键指标的电池能量密度,如何在提升比能量的同时兼顾安全性、循环性、倍率等指标,这需要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有所侧重。

实际上,目前高比能量电池研究是行业最前沿技术。吴锋正在主持的国家973锂离子电池研究项目,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历三期。该项目主要研究思路是,从“轻元素、多电子反应”材料入手,结合多离子效应,发展高活性电极材料,构建高比能二次电池新体系。

回收环节需要绿色技术

目前二次电池产量急剧上升,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电池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压力。研究显示,1个20克的手机电池可污染3个标准游泳池容积的水;若废弃在土地上,可使1平方公里土地污染50年左右。在吴锋看来,如果是几吨重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废弃在自然环境中,大量重金属及化学物质进入大自然,将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正是因为存在大量潜在的污染隐患,动力电池行业必须要加快完善回收处理机制的脚步。

动力电池回收工作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全球范围,吴锋的预测是,到2020年全球废旧锂电池的数量约为250亿只。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日趋严重,锂资源也将日渐匮乏,动力电池回收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回收溯源规定》8月1日即将落地可谓应运而生。

动力锂离子电池的一般使用寿命约20年,但一般容量衰减至80%以下就会退役,使用时间约为3~8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研发废旧锂电池回收技术上,吴锋认为应该集合全产业之力,实现重点环节逐个突破。动力电池回收牵扯到环境问题也牵扯到成本问题。毕竟,锂资源和钴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废旧电池材料回收和资源化再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日本为例,其通过废旧金属回收,每年回收的金的产量超过世界最富产的南非,银的产量超过世界最富产的波兰。

在回收技术方面,目前国内外使用较多的是强酸的工艺技术,难以避免了强酸回收处理中的二次污染。吴锋团队采用了环境消耗天然有机酸的回收技术,和国外目前采用的强酸、硫酸、硝酸相比,处理过程是绿色的,在萃取率和萃取时间方面都优于强酸的水平,实现了废旧锂离子电池的绿色高效回收。

对于正极材料,原来是采用天然有机酸(柠檬酸、苹果酸、抗坏血酸等)对废旧电池中的金属离子进行回收处理,锂离子和钴离子萃取率均在90%以上。最近采用的天然琥珀酸,萃取率由原来的94%提高到99%,萃取出来的电池材料也达到了要求,可以制备出合格的正极材料。

对于负极材料,原来大家的思路是觉得回收碳负极不划算,北理工团队的思路是通过废旧锂电池负极回收,研究如何制备碳吸附剂,用于高磷的污水处理。目前磷吸附量高达588μg/g,是目前最高的碳类吸附剂之一,且处理污水后的吸附剂还可以直接作为土壤缓释肥使用。

在吴锋看来,新型绿色二次电池的发展,起源于二次电池固体电解质材料和镍氢电池储氢材料的研究,依赖于关键材料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其带领的团队由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组成,从2002年至今已经合作16年之久。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感悟就是:创新不是炒作,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就会昙花一现;产业发展取决于市场,不能揠苗助长,否则就会是过眼云烟。

2017年,洛阳宜阳华电福新船城风电场(下称“船城风电场”)全年满容量运行,在年平均风速5.58m/s情况下,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达到2567小时,比河南全省全年满容量运行的所有风电场的平均值高出464小时。船城风电场在风资源并不占优势的地区取得这么高的年利用小时数的成绩就是对项目的业主和设备商最好的肯定。那么,船城风电场的业主华电福新和设备商明阳智能都是如何做的呢?日前,记者跟随《风能》杂志主办的“最美风电场”活动走进了船城风电场,探索2567小时背后的奥秘。

在各地风电装机规模不断压缩、优势风能资源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以市场为导向的低风速风电项目开发正在逐步取代以资源为导向的大型风电基地建设,但这也给业主和设备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7年,洛阳宜阳华电福新船城风电场(下称“船城风电场”)全年满容量运行,在年平均风速5.58m/s情况下,机组年利用小时数达到2567小时,比河南全省全年满容量运行的所有风电场的平均值高出464小时。船城风电场在风资源并不占优势的地区取得这么高的年利用小时数的成绩就是对项目的业主和设备商最好的肯定。

那么,船城风电场的业主华电福新和设备商明阳智能都是如何做的呢?日前,记者跟随《风能》杂志主办的“最美风电场”活动走进了船城风电场,探索2567小时背后的奥秘。

低风速机组助力实现“两高一低”的目标

位置选好了,机型选好了,方能发更多的电。

河南华电福新副总经理陶晶涛说:“河南洛阳风资源不是很好,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要优先考虑经济性,保证风机在低风速情况下达到吸收风能最优以保证发电量最优,就需选用最适合的机型。明阳智能的低风速机型恰好可以满足船城风电场的需求。”

据明阳智能河南区域总经理旷晏介绍:“这款低风速机型在设计方面采用了优化后的气动翼型和第四代先进控制策略,能够降低载荷,提高发电量,具备良好的低电压穿越能力,可更高程度上实现两高一低(即高发电量、高可靠型和低度电成本)的目标。”

但是,机组本身的高性能还要靠良好的运行维护才能激发。目前,船城风电场的风机还处在5年质保期内,后期运维由业主和设备商共同完成。

船城风电场场长何天雅说:“明阳智能的现场技术人员在后期运维中给我们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持,他们针对山地低风速风电场特性对机组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据何天雅介绍,明阳智能为机组安装了风机震动在线监测装置,能够及时发现缺陷,避免故障扩大;为机组增加了自动消防系统,能为设备安全运行保驾护航;还为机组安装了风机免爬器,能够提高运维工作效率。

硬件的改造升级为船城风电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么,在高度智慧化的行业,大数据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制定智慧风机方案 探索预知检修 实现十分钟响应

陶晶涛说:“船城风电场取得这么高的年利用小时数的成绩离不开两大智慧化运维经验——‘十分钟响应机制’和‘预知检修方案’。”据了解,明阳智能为风电场提供了智慧风机解决方案,风机运行数据都接入了明阳智慧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该中心能够实时监测每台机组关键部件的核心指标,从而得到机组的详细运行信息并对此进行对比、分析,“十分钟响应机制”和“预知检修方案”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实现的。

“明阳智能为船城风电场提供了配套的功率预测系统,该系统可以预测风场24台风机0-24小时短期及0-4小时超短期功率等数据。依托大数据中心的支持,通过比对在线实时监测数据及历史经验库,功率预测系统能够对风机状态、性能做出预判和评估;通过故障预警工单、定检周期性维护等实现计划性停机检修,从而延长大部件使用寿命”陶晶涛介绍,“此外,如果风机出现停机等状况,大数据中心的预警平台会将信息传到edm,然后中心控制室通过电话、qq等联系方式将信息传递给风场运维人员,实现信息、人员十分钟响应;而在处理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明阳智能的现场技术人员会响应明阳停机管控制度,申请远程协助,以确保15分钟内得到响应和解决,从而大大减少风机故障的弃风时间”。

双方人员一体化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合作共赢

方案的实施离不开人员的配合。何天雅说:“华电福新与明阳智能一起共推精益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才能将机组的性能发挥至极致。”

据何天雅介绍,在人员配置方面,明阳智能有4-5名现场技术人员常驻风电场,日常响应故障处理及完成定检维护,在处理故障时能做到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这些人员也被纳入到了风电场运维、检修班组,实现一体化管理。何天雅说:“明阳智能现场技术人员与船城风电场班组一起参加早班会、安全活动学习,学习风电事故案例、消缺培训、检修处理故障分享等,他们与风电场维护人员融合在一起,在工作中互帮互助,促进了工作信息的交流,增进了工作感情和工作间的默契配合度,提高了日常检修维护工作效率。”

随后,陶晶涛又介绍了精益化管理的经验,即“考核奖励制度”。陶晶涛说:“‘考核奖励制度’又叫‘设备到人,电量到机’。设备到人,就是每一台风机都有自己的‘主人’,‘主人’要对设备的可靠性和发电量负责;电量到机,就是通过对标每台机组前两年的发电量制定月发电计划,完成好的就会奖励,从而以此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确保设备健康,多发电,这样才能保证机组的发电量和利用小时数。”

在谈到后续项目是否还会和明阳智能合作时,陶晶涛说:“2017年,船城风电场机组年平均可利用率达到了99.41%,实际发电量达到1.23亿千瓦时,远超于年设计发电量9169万千瓦时的目标。”( 铮铮)

入行新能源近9年,年收入逾9亿,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公司快速发展的奥秘何在?瞄准“平价上网”的未来趋势,科士达又将如何顺势而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范涛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深圳,一座快节奏的城市,久负盛名的“深圳速度”彰显着这里与众不同的城市气质。中国光伏,一场大踏步的跃进,新增装机容量连续5年稳居全球第一的表现昭示着“光伏大国”的行业地位。当光伏与深圳相遇,两个“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也幻化出了蹄疾步稳的制造企业。

入行新能源近9年,年收入逾9亿,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公司快速发展的奥秘何在?瞄准“平价上网”的未来趋势,科士达又将如何顺势而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范涛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能源报:2009年,科士达进入新能源领域,如今已有9年时间了。目前公司新能源板块的整体营收情况如何?这样的发展节奏是否符合公司当初进入光伏领域时的预期?

范涛:在2009年进入新能源领域时,中国在国际光伏市场的地位已越来越强,而国内对环保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已成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靠公司原有的电力电子转化技术介入光伏业务顺理成章。而且当时中国光伏已经历了一场大浪淘沙,市场环境日趋优化。

2017年,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突破27亿元。其中,新能源板块贡献逾9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在国内光伏逆变器同行中,我们的增速应该是最快的。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实现“最快增速”的原因是什么?

范涛:科士达在进入光伏领域的时候,选择的是自己熟悉的技术,主攻光伏逆变器市场。技术层面,科士达在ups(不间断电源)领域已有牢固的行业基础,积累了25年的电力电子技术。逆变器和ups属同源技术。所以,虽然公司接触新能源较晚,但相关技术积累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ups技术核心就是逆变,ac/dc转换,光伏逆变器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一基础上做技术延伸是很简单的。并且,在整个公司的产品布局上,科士达也始终没有脱离电力电子转换技术的核心,ups、逆变器、电动汽车充电桩内置模块都是如此。

这样一方面不需要再寻找另外的研发路径,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统一的情况下,供应链也是一致的。公司三大核心产品包括数据中心关键基础设施产品、新能源光伏及储能系统产品和电动汽车充电桩产品,由于技术同源,大部分核心器件和前端生产工艺相同,可实现供应链平台的充分共享。产品类型丰富,原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的规模效应就会逐步扩大,成本优势随之凸显出来。同时,由于不同产品具有相似的生产工艺,公司可以在各产线间灵活调配产能从而应对周期性的生产高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这也是多年来公司可以保持较高毛利润水平的重要原因。

中国能源报:随着光伏行业成本的整体下降,您觉得逆变器在成本上面临多大的压力?

范涛:这也是很多投资者会问的一个问题。

首先,逆变器在整个光伏系统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所以也不是受成本挤压最大的环节,但逆变器也要为系统成本下降做出贡献。过去几年,我们亲眼见证了逆变器从很高的价位一直降到现在的水平,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因为整个光伏产业甚至新能源产业的趋势一定是“去补贴”和“平价上网”,产业链上下游对系统成本、设备成本降低的需求很明确。通过技术手段降成本从而把价格降下来,这样产品还可以保有合理的利润空间,这才是长期的发展之道。

中国能源报:您所说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范涛:首先,设备要适应复杂的运行环境,还需要更高的超配过载能力,产品要承受更大的电压,这些都是从技术角度来降低成本,提升下游客户收益的方法。

其次,光伏电站的投入不仅仅在前期建设,也包括后续运维。逆变器产品更应该在设计制造的过程中考虑后期运维的需求。所以,我们的产品在监控、故障诊断识别等性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可以帮助客户降低运维成本和难度。

中国能源报:对于分布式电站,运维环节的需求应该更大吧?

范涛:的确,同地面电站相比,分布式电站特别是户用市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分散,项目规模小、管理难度大。目前出现了一些从事规模化运维的企业,这对于降低单体运营成本来说是很聪明的做法。

在分布式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士达当前的主要收入增长也来自于分布式,特别是扶贫领域,公司从2016年以来做了很多项目,积累了不少经验。虽然,2015-2016年公司收入还集中在地面电站,但当时我们就已经在研发组串式逆变器,也重新组建了运维和监控方面的团队,坚持两条腿走路。

中国能源报:受到政策影响,有预测认为今年国内光伏市场会有所收缩。下一步,公司是否会加强海外市场拓展?

范涛:国内光伏产业在全球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近几年,地面电站和分布式电站增长飞速。

但放眼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区别还是很大。比如东南亚地区,本身土地利用率不高,地面电站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而户用电站成本相对偏高,在东南亚国家也少一些。而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光伏市场发展充分,户用光伏的需求更大一些。

目前,公司在东南亚、澳洲和非洲都有出货。而且在ups领域,公司在国外已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所以未来几年也会加强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市场开发,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姚金楠)

“据目前形势分析,2018年硅片、电池、组件平均利用率或将分别下滑至66.5%、57.8%及47.6%。今年下半年行业产能利用率有可能会更低,一些专门聚焦国际、国内中小市场的企业将面临停产、破产,导致行业内重组整合活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日前在“2018中国光伏领袖峰会”上表示。

“据目前形势分析,2018年硅片、电池、组件平均利用率或将分别下滑至66.5%、57.8%及47.6%。今年下半年行业产能利用率有可能会更低,一些专门聚焦国际、国内中小市场的企业将面临停产、破产,导致行业内重组整合活跃。”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日前在“2018中国光伏领袖峰会”上表示。

“531新政”后,中国光伏产业正在面对产能过剩、利润低迷等现实问题。新形势下,中国光伏企业纷纷主动“走出去”,积极探索“逆境”下的成长之路,其中开拓海外市场又一次被寄予厚望。

新形势催生新要求

作为政策引导型产业,“531新政”对光伏企业的影响不言而喻。王勃华认为,在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的影响力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

“目前,官方及多位专家都预计我国光伏将在2022年全面进入平价上网时代,那么,2018-2021这3年就显得尤为重要,政策环境将风云变幻,影响力度也会加大。”王勃华提醒。

虽然国家能源局在“531新政”后多次强调国家对光伏产业的支持毫不动摇,但企业仍心存疑虑。

“若梳理此前发展过程会发现,我国光伏产业仅用4年时间便占了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这是根本性的变化。”王勃华告诉记者,“现阶段需要转变此前如何开拓市场的议题,逐渐将以前的粗放式发展转向精细化发展,从拼规模、速度、价格调整为拼质量、技术、效益。这是新形势下对光伏产业的新要求。”

王勃华补充说:“此次政策调整只是一个信号,无论是否出台补充政策,国家调控光伏发展规模的政策思想不会改变,补贴退坡也是必然。”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表示,在市场劣质产能过剩、缺少高效产能的情况下,企业必须苦练内功,持续推动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为降本增效做出新的努力。

“光伏产业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具有产业化领先优势的新兴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王勃华说,“相信新政出台不会一味利空,未来利空利好会交替出现。”

光伏进入微利时代

在产能过剩、市场压力急剧上升的情况下,近期各大企业持续降价的消息接踵而至。

业内有相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小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在45%左右。为了压减产能,多数企业选择周期性停产检修。但是,集邦分析师团队此前表示,工厂检修作业并不能有效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产业四个制造环节主要产品的价格无一例外都在下探,且降价作为市场性行为或将持续。

王勃华表示,在2007-2017的10年时间,光伏组件和系统价格下降已逾90%,目前成本、价格仍处于快速下降区间,情况并不乐观。2016年一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组件成本降幅已超15%。“今年上半年单晶硅片价格已下浮逾30%,下游价格也在急降。”

价格持续下降,盈利自然变得困难。在统计了20家光伏上市企业财报后,王勃华得出“光伏产业已进入微利时代”的结论。统计显示,去年有半数以上光伏企业净利润下滑。今年一季度,20家企业中的13家净利润继续下滑。其中,组件企业形势尤为严峻,净利润率已低至1%以下。

“下半年形势可能会更加严酷。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的市场情况,价格压力将持续,另一方面,上游及辅料、辅材有的还在涨价,组件企业将受两头挤压,十分难熬。”王勃华说。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董事长瞿晓铧认为,各企业还是要针对自身情况,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始终保持稳健的发展模式,尽可能保证供需相对平衡,将利润维持在3%左右。”

海外市场可期

“531新政”出台后,专家及研究机构都开始重新预测今年的装机增量空间。王勃华也发布了最新预测数据,“2018年国内新增装机量约30gw”,这和他此前预估的数值差别并不大。

2个多月前,在国外研究机构预测数值为65gw,甚至70gw的时候,王勃华便给出了“今年我国装机量将下滑20%-40%”的预判。“531新政”出台后,30gw的预估正好是市场萎缩40%后的结果。“不幸被我们言中了,其实谁也不愿意看到光伏产业走在下坡路上。”王勃华说,“30gw的预估只包括补贴指标,毕竟具体无补贴的部分无法测算。”

据中国光伏产业协会数据,今年1-5月,我国新增光伏装机量为13-14gw。王勃华预计:“不出意外的话,6月新增装机量将在6-10gw之间。”那么,仅2018年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量便占去了总量的2/3,下半年国内市场萎缩严重。于是,多数企业把胜算寄托在了海外市场。

据中国海关一季度出口数据,光伏产品出口量呈增长趋势,出口额同比增加16.8%,预计2018年光伏产业出口情况将维持上扬态势。与此同时,国外研究机构也更新了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的预测结果。solarpowereurope、gtmresearch、energytrend及ihs等机构仅将容量下调5-8gw,总量仍保持在100gw左右。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俊峰也认为,海外市场可期。“长期趋势来看,从2018年到2030年的这12年时间里,预计每年全球新增装机量平均仍将超100gw,乐观预计将达150gw。”

“因此,积极拓展海外新兴市场非常重要,有助于将产能更多地引向国外。”国务院原参事石定寰对记者说。(董梓童)

“在现有资源禀赋下,中国国情决定了一个‘非常之局’,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基础能源供给以煤为主的现状无法改变,这是业界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在7月13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国煤炭绿色生态发展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贾康如是说道。

“在现有资源禀赋下,中国国情决定了一个‘非常之局’,在可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基础能源供给以煤为主的现状无法改变,这是业界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在7月13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国煤炭绿色生态发展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贾康如是说道。

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依然离不开煤。煤炭长期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预计到203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仍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5%左右。在前述论坛上,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张绍强称,与石油天然气相比,煤炭是目前中国自然能源资源中消费价格最低廉、使用最便捷、运输储存最方便安全、生产成本最低、勘探基建投入最少、资源最丰富最有保障的能源品种。

但长期以来对煤炭的粗放式开发利用的确滋生了大气污染等很多问题,引发地下水和地表生态损伤。当天参加论坛的煤炭行业、金融行业人士都认为,这并非煤炭本身的问题,而是用煤的人没有把煤炭利用好。在中国的资源条件和现实需求下,煤炭行业正在探索清洁化高效利用之路。

天然气无法完全替代煤炭成为主力能源

张绍强说,很多人把中国能源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气身上,但“我们现在已经在用美国的液化气、澳大利亚的液化气、北极的液化气……如果要全部替代,那全世界的天然气都不够一个中国用。”他还算了这么一笔账:1标方天然气相当于1.89千克商品煤,以全国年消耗38亿吨煤炭的体量计算,如果天然气完全替代煤炭,则需要2.1万亿标方天然气。2017年,中国自产天然气为1426亿标方,仅相当于2.7亿吨商品煤;进口天然气926亿标方,仅相当1.75亿吨商品煤。2017年,由于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大增,已经使得全球天然气价格暴涨。

因此,张绍强认为,煤和天然气的禀赋差异,使得天然气在中国完全替代煤炭的可能性极小。

目前,中国煤炭的使用方式和消费领域可分为六大构成,分别为燃煤发电、炼焦和喷吹、煤化工转化、建材耗煤、民用煤和其他零散用煤。据张绍强介绍,其中电煤占比最高,以19.6亿吨占到煤炭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

燃煤产生的主要排放物有粉尘、灰渣、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二氧化碳。

张绍强称,中国目前已经突破了大型燃煤的超低排放发电技术。其中电袋联合和干湿法联合除尘技术对粉尘的清除效率可以达到99.9%以上;二氧化硫的排放可以降低至每标方5毫克以下;但由于民用散煤的煤炉大多结构简陋,没有除尘和气体脱硫脱汞装置,因此排放气体污染较为严重,但民用散煤在有机挥发物上难以控制的顽疾也可以通过煤炉改造解决。

所谓燃煤超低排放,指的是以天然气发电允许排放的标准成为煤炭发电的排放标准,即烟尘≤5mg/nm3、so2≤35mg/nm3、nox≤50mg/nm3 (gb13223-2011)。

“目前真正处于(环保)失控状态的,主要是散煤,消费总量约为7.5到8亿吨的水平。”张绍强指出,“这也是近期清洁供暖和蓝天保卫战的关注重点。对于环保上难以控制的民用散煤,我们还是主张煤改气、煤改电。”

但对于煤改电的能效,张绍强仍持有质疑:“中国现有电力生产中66.7%是由燃煤发电,但全国平均供电能效不足40%,输电平均线损6.8%,农电线损更大达到8%,如果采用直热式电采暖,能效按90%计算,实际终端供暖能效只有28.8%。”

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已实现,推广阻碍大

张绍强介绍说,目前煤炭行业的节能升级和超低排放改造已完成5.8亿千瓦,占比近60%。剩下的40%超低排放改造,难点在于工业锅炉和焦炭等领域。中国工业锅炉过去锅炉均是层燃炉型原煤散烧,大多数没有烟尘及有害气体排放的净化装置或装置过于简陋,导致污染严重。目前已有新的工业锅炉技术,可以实现和天然气同样的排放标准。

技术是实现了,但要推广改造并不容易。张绍强称,近两年来工业锅炉“一刀切”地煤改气,后果之一是工业窑炉和锅炉的超低排放改造进程被随之打断了。

让张绍强头疼的还包括,2017年4月环保部发布《高污染燃料目录》,将所有涉煤制品全部列入高污染燃料目录中,并提出禁燃区要求。“这一定程度上会压缩煤炭行业进一步清洁利用的空间。”

环保部高污染燃料目录

此外,张绍强提出,在焦炭领域,虽然中国目前已有焦化厂能基本实现零排放,但暂时只停留于行业内示范项目,一般的焦化企业尚缺乏经济能力和环保理念完成改造。

“在中国,绿色金融并不排斥煤炭。”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说。对于金融层面如何支持传统能源领域的绿色发展,李志青在会上表示,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改造、余热暖民、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等煤炭高效清洁化利用的项目,都明确地列在国内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撑大梁,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而煤炭的清洁利用的难度和成本又是最高的。”贾康在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这样的制约之下,必须要由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和理性有限的政府,针对中国的‘非常之局’,形成‘非常之策’的解决方案。”

(记者 徐路易 杨漾)

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公司总经理王满昌看来,现阶段,我国海上风电已经基本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条件,但在此过程中业界仍需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通过创新不断夯实海上风电项目全流程技术能力,为今后大规模开发打下坚实基础。他表示,中国海装将保持一贯的开放姿态,愿与同行加强交流,共同推动行业进步。

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公司总经理王满昌看来,现阶段,我国海上风电已经基本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条件,但在此过程中业界仍需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通过创新不断夯实海上风电项目全流程技术能力,为今后大规模开发打下坚实基础。他表示,中国海装将保持一贯的开放姿态,愿与同行加强交流,共同推动行业进步。

《风能》:您如何看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王满昌:众所周知,“十二五”期间,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缓慢。但近两年,这一局面正在迅速改变。2017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116万千瓦,累计装机为279万千瓦,均进入全球前三的行列。而从核准和开工建设的情况,以及开发商、整机商的积极性来看,该市场在未来几年应该会出现一个快速增长期。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海上风电目前只是初步具备了规模化开发的条件,对于大规模开发还必须十分审慎。首先,我国海上风电开发起步晚,在经验的积累上较为欠缺,仅仅是在对海洋的资源、工况条件的认识上就与欧洲存在很大差距。这让国内企业很难全面识别开发的风险点,更别说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了。其次,从整机装备来讲,目前不仅可选的机型很少,在仅有的机型中还有部分产品尚缺少科学验证的过程和长时间的实践验证。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必须严格遵循“样机验证—小批量—规模化”的过程。其中,小批量运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研制样机时,我们常常精耕细作、砸金砸银进去,但并不是样机运行得好,就能够保障批量化投运的效果,这里涉及制造工艺的一致性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问题。此外,无论是安装船、运维船的设计、建造,还是安装、运维技术以及人才的培养,都落后于产业发展的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国家能源局对现阶段海上风电开发确立的“积极稳妥”基调是非常科学、中肯的。在大规模开发之前,各方应该沉下心来,合力做好基础性工作,真正打造一条坚强的产业链。开发企业应当抑制投资冲动,加大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制造企业必须专注于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安全可靠、经济友好的多元化产品选项。

《风能》:面对仍然较高的海上风电开发成本,业内应该从哪些方面推动成本下降?

王满昌:短期内,上网电价虽然会保持稳定,但肯定将逐步下调。同时,日前国家能源局出台《风电项目竞争配置指导方案(试行)》,势必将给各个环节带来竞价的压力。因此,海上风电开发成本的下降是大势所趋。

我认为,海上风电开发成本还有下降空间,除了规模化效应以外,还基于两方面的判断:一是对行政管理流程的优化,二是整机制造、安装和运维环节的创新。

目前,海上风电开发的核准手续繁琐,部门协调不畅,拉长了审批周期。再加上一些不合理的收费,显著增加开发成本。所以,政府部门还是应该在简化管理流程上下功夫,并严格落实相关减负文件的要求,杜绝乱收费现象。

在整机方面,与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电机组投运后一旦出现问题,付出的代价将非常高昂。海上风电机组投运后的可利用率不仅取决于设备自身的可靠性,也与运维的可达性密切相关,而后者更多是由天气状况左右。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前期依托国际化多平台协同设计、关键零部件验证、子系统加速批量测试、适度冗余的远程系统重构专家系统等,确保机组的质量。虽然这提高了整机制造的成本,但将会在更大幅度上降低后期运维的成本。

加快技术创新也是推动安装施工成本下降的重要力量。比如,原来通常采用三叶片吊装的方式,这对外界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周期也会更长。现在有了单叶片吊装技术,可以在风速较高的时候继续完成吊装,相应缩短了工期,也意味着成本的降低。

在运维方面,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经验的逐步积累,该环节的成本应该说还有不小的压缩空间。

《风能》:中国海装将如何抓住风电发展的新一轮机遇期?

王满昌:我们坚信自己能够在这一轮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周期中大有作为,这种自信源于中国海装的核心优势:

一是技术的长期沉淀。作为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早在2010年左右,中国海装就着手研发5mw机型,并于2012年完成样机的吊装。长时间的运行,不仅验证了结构设计的可靠性、关键零部件的质量等,也让我们能够不断优化机型,为此后的小批量商业化投运奠定基础。目前,我们已经在5mw平台上研发出h128-5mw、h151-5mw、h171-5mw等多款机型,它们的实际表现优异,在三峡集团开发的福建兴化湾样机试验风电场中,我们的2台h128-5mw机组自2017年12月运行至今年5月,可利用率达99.18%,6个月的等效满发小时数为2170.15;在华能江苏如东八仙角项目中,小批量投运的19台h151机组,自2017年11月运行至今年5月,可利用率为98.65%,7个月等效满发小时数达1741.56;同期投运的首台h171机组可利用率为98.81%,7个月等效满发小时数达2117.14。在相同条件下,h171的发电能力高出21.59%。

二是母公司的强大实力。我们背靠的中船重工拥有多年的海洋装备研发历史,对海洋及海洋工程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些积累为中国海装从事海上风电机组研发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海装作为系统集成中心,可以集中船重工各个企业对海洋工程的深刻认知和深厚积淀,以“掌握核心科技”为使命,为推动中国海上风电自主创新,具备同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技的能力而不懈追求。根据国际清洁能源咨询机构fti的权威统计,2017年,中国海装新增海上风电装机10.5万千瓦,位居中国5mw以上海上风电装机第一。在全球范围内,排在西门子-歌美飒、维斯塔斯和德国老牌海上风电企业senvion之后,位居第四。

三是军民融合的协同能力。风电机组制造实际上与船舶制造在诸多环节上是相通的,这也为我们依托集团内部的供应链体系进行协同创新创造了条件。由于同处一个集团,对于中国海装重点推进的项目,中船重工的各个子公司十分了解,再加上彼此间的高度互信,我们可以与供应链进行更加高效的协作,我们联合集团内部的相关院所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提出了风电机组系统匹配与参数优化设计方法,并创建风电机组研究开发平台,建立了风电机组设计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得益于此,海装实现了包括正向设计能力、与供应链协同设计能力、设计管理能力及设计验证能力在内的综合系统集成能力等。在很多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上,中国海装坚持使其与军工产品做到“生产同线”, 从而将军工产品制造中的理念渗透到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中。同时,在可靠性验证上,我们充分利用中船重工建立起的完善军工产品试验验证条件,使风电机组具备稳定、可靠、安全的优势。

另外,在运维上,我们打造了专业的海上风电工程安装公司、海上风电运维事业部,同时协同集团内企业、各基地当地服务资源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运维体系和队伍。

基于此,中国海装致力于成为中国海上风电市场的引领者。今年,我们计划推出h152-6.2mw机型。同时,10mw机型的研发也已经完成立项。对于中远海,中国海装还在研发漂浮式风电机组。

《风能》:您刚才提到了漂浮式风电技术,能否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王满昌:早在2015年,我们就在英国参加了一个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开发。目前,我们还与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等国的研发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这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项技术,对其中的关键点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在之前的项目中,我们同国外的技术团队一起,分别在英国、美国、荷兰共同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联合研究,在载荷联合仿真、零部件安全性校核、综合控制、自运维等多方面取得了成果,特别是在双风电机组启停技术、单机故障的协调控制技术以及等比例综合水池试验等方面实现了创新。

对于漂浮式风电开发的经济性,我们也做过分析。在深水海域,这种技术的价值将会显现。随着我国近海风能资源越来越少,处于深水区的中远海将是未来开发的重点区域。我们认为,漂浮式风电是开发这些海域的关键手段之一。但是在技术研发上,我们不能等到市场有了需求再去开展相关工作,那样过于仓促。所以,中国海装很早就为中远海的开发进行技术储备,漂浮式风电技术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打造一个示范项目,为我国中远海风能资源的利用做一个示范,这也是中国海装作为“国家海上风力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尽的责任。

围绕漂浮式风电技术的研发,海装在国内先行一步。我们也希望同行都开展相关研究,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国海装将保持一贯开放的姿态,也欢迎同行与我们进行交流,共同推动行业进步。(夏云峰)

近日,法国电力集团副总裁傅楷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强调,清洁能源是未来中法能源合作的重点,期待通过法电与中国电力公司的合作架起中法文化的桥梁。

2016年11月,傅楷德(fabrice fourcade)履新法国电力集团(下称“法电”)中国区总裁。虽然在电力行业拥有近30年的工作经验,但面对中国市场,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低碳能源服务的新使命也让他更为忙碌,不是在与中国各大电力公司高层拜访,就是奔走在去现场项目的路上。

近日,傅楷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清洁能源是未来中法能源合作的重点,期待通过法电与中国电力公司的合作架起中法文化的桥梁。

建立长期互信的伙伴关系

中国能源报:从合作建设中国第一座商业化核电站至今,中法核电领域合作有超过30年的历史。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和借鉴?

傅楷德:法国电力集团是一家拥有七十余年开发、建设、管理经验的电力运营商,在核电、水电、火电和新能源发电方面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除了传统的发、输、配电,业务还涵盖电力销售、能效管理和能源大宗贸易等各个环节。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电力行业也发生了巨变,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法电既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也是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见证者。尤其是中国核电产业近年的崛起,不但在工程技术层面上不断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业界公认,同时,核电安全水平也不断提升。中国即将在全球率先投入运行欧洲先进压水堆(epr)机组。这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第三代核电机组,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双方长期合作主要基于四方面的共识。首先,始终创新的意愿。法电在中国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与中国合作伙伴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第一个通过国际招标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建造和运营的电站——广西来宾b火电站;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将成为全球首台投入运营的epr机组。此外,在能源服务领域,法电作为第一个与地方政府在区域集中供冷领域签订特许经营权合同的外国企业,承担海南三亚区域供冷项目。

其次, 30年来,经过不断地合作、实践和磨合,双方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着眼长远的和更为持久的合作意愿。第三, 30年里,社会与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双方以前合作的重心是中国市场,现在开始面向国际,注重第三方市场的开发。第四,互利性。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肯定都是从长计议,需要双方互利共赢。

优势互补让合作更紧密

中国能源报:近年来,核电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中法双方已开始携手进入国际市场。从最初的“指导老师”到如今的合作伙伴关系,您认为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水平如何?中法两国的核电产业发展有什么差异性?双方怎样实现优势互补?

傅楷德:法电与中国的合作有三个里程碑项目。第一个是建于30年前的大亚湾项目;第二个是台山项目,一号机组将于今年投入商业运行;第三个是双方在英国西南部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的合作。法电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核电运营商,而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在建核电机组,是最大的核电发展中市场,这是双方合作关系平衡的所在。

中国核电产业已经具备独特的专业性,并逐步从大变强。台山核电项目的顺利投产运行是中国核电产业能力的最好证明,不但体现了中国核电产业的整体供应链能力,也体现了参建企业的高效性。很多中国企业都参与了建设,说明他们拥有高效的建设第三代核电机组的能力,中国的核电供应链企业可以提供在高效高质量而且经济成本较低的服务。

此外,在保证大型项目工程的顺利进展上中国企业也颇具实力,尤其是在控制项目工期与成本方面。当然,中国和法国两国的发展环境不同,核电产业存在差异性,但这样更有助于互补。比如,法国的核电机组大都在15年前建成,而中国每年建造三四台甚至更多的新机组,这些新建机组的经验对法国核电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有,法电与中国核电产业的不同产品和技术也有互补性。比如,法国拥有非常优秀的epr技术,主要建设大功率核电机组,而中国的华龙一号技术是建设的中型功率的核电机组,这是具有互补性的,可以满足不同电力市场的需求。

中国能源报:您认为这种互补的优势对双方未来的合作有什么影响?

傅楷德:中国和法国的关系是与时俱进的,希望可以长久持续地发展下去。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以外的国际市场,双方的合作都非常重要。法电需要中国合作伙伴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法电的资源和实力去协助开拓国际市场。台山核电项目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标杆项目,目前1号机组已获得中国国家核安全局许可并完成装料,成功并网发电,向投运迈出关键一步。

双方互补的优势在国际项目上也得到了认可。像我们与中广核合作的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目前进展顺利,2019年所有的建设工作都将启动。我们期待,能和中国更多的核电企业,保持互补性,共同拓展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是法电国际发展的战略重点

中国能源报:您怎么看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对中法两国合作有什么影响?

傅楷德:改革的目的必然是让市场更加开放。中国电力市场的开放和20多年前欧洲的电力市场开放非常相似,法电在欧洲电力市场开放的经验对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合作机遇。首先,售电市场的开放使外资企业有机会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第二,新增配电网市场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拓展新项目的可能。

当然,改革是一个系统而又长期的过程,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对改革是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现在来看,改革传递出更多的是短期市场开放的信号,包括电价的一些波动。但长远来看,改革更需要市场长期开放,在激发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的同时,可以引导他们做一些长期的规划,这样更有利于中国电力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能源报:中国市场在法电业务结构中占据什么比例?法电未来在中国市场有什么战略规划?双方合作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傅楷德:欧洲以外的国际业务占法电集团业务总量的5%。按照规划,2030年前这个比例将翻三倍。法电正致力提升欧洲市场以外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是法电国际发展的重点。清洁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风向,中国也在积极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清洁化将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向。法电将致力于发展创新、低碳、经济的能源解决方案,助力中国的能源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为客户打造低碳的能源服务。比如,法电与中国大唐集团在河南运营的城市供热配网项目,通过火电厂的余热回收进行供热,已于 2016 年成功投入运行,预计2020 年供热面积将扩至 1200 万平方米。

其次,加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尤其在风电、太阳能以及水电等领域。比如我们的子公司upc亚洲风力管理公司正在积极发展风电项目,今年我们还和合作伙伴acc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发展太阳能业务。

再有,包括核能等其他低碳的能源。台山核电站项目投运之后,法电在中国的营收将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法电不断巩固以低碳转型为导向的发展战略。6月,法国总理菲利普访华之际,法电与大唐集团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中国及欧洲市场共同开发可再生能源业务,在能源服务领域,也达成了新的合作项目。

在中国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期待双方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项目模式。未来,我们还会加强与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合作,核电肯定是一个重要领域,另外还有可再生能源领域,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新市场。(吴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水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博庭副秘书长讲到,仅从数据上看,我国水电从改革初期1977年的水电装机 1576.5万千瓦,发电量476.5亿千瓦时,增长到四十年后2017年底我国的水电总装机达到3.4亿千瓦,发电11898亿千瓦时。增长幅度就已超过20倍。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水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从数据上看:我国水电从改革初期1977年的水电装机 1576.5万千瓦,发电量476.5亿千瓦时,增长到四十年后2017年底我国的水电总装机达到3.4亿千瓦,发电11898亿千瓦时。增长幅度就已超过20倍。

我国水电这种连续40年的高速增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绝对是绝无仅有的。到2017年底,全球的水电总装机也只有12.67亿千瓦,其中含抽水蓄能1.53亿千瓦,水电发电总量4.185万亿千瓦时。对比这些数字可见,我国一个国家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均超过了全球的四分之一,分别占到了全球总量的27%和28%。

一、我国水电设计、建设、制造水平全面引领世界

近些年来我国水电装机的持续高速增长,其实也是我国水电的设计、建设、制造水平的全面领先的一种体现。早在7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建造的乌江渡水电站,就是全球第一座建在喀斯特熔岩地区的大型水电站。此前,如何保证在喀斯特熔岩地区建造的大型水库而不出现渗漏是世界坝工界公认的难题。正是我国乌江渡水电站的成功建成、蓄水,突破特了喀斯特地区水电建设的禁区,第一次让全球的坝工界看到来自中国水电建设的创新点。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水电从学习、追赶到创新、超越的第一次尝试。随后,我国黄河上的龙头水电站龙羊峡水库建设所遭遇到的库岸滑坡稳定的等一系列问题,又成为当时国际水电工程界关注的焦点。

上个世纪后期,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坝工界先后推出了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碾压混凝土坝等新型的筑坝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发明在国外,但是由于我国的在建的水电工程项目众多,所以,新坝型的大量实践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没有几年,很多新、老坝型的世界纪录,都先后被中国的水电建设所打破。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拱坝是我国锦屏一级水电站的305米高的双曲拱坝;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是我国233米的水布垭水电站大坝;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大坝是我国216米高的龙滩大坝。我国正在建设的双江口堆石坝高度达到312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的大坝。建设这世界之最的大坝,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撑,如:与高坝工程密切相关的高边坡稳定技术、地下工程施工技术、长隧洞施工技术、泄洪消能技术,以及高坝抗震技术等等。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各项工程技术均已经引领世界。

在水力发电机组制造方面,目前,不仅世界上单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绝大部分都安装在我国,而且,单机容量达到80万千瓦和10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只有我国才有。

二、电力体制改革后 我国水电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02年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水电建设投资难的困境,使得我国的水电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刚刚启动后的2004年,我国的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就先后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第一。并从此,再无反复。到今天,无论是我国水电的装机、还是发电量,都已经是排在世界第二国家的3倍以上。然而,辩证的看事物没有绝对的,电力体制改革在给水电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例如,市场化的开发水电方式,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水电开发过程中协调各种利益的难度陡增。中央电力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曾被国、内外的反水坝、反水电势力所利用。原来,一旦出现攻击诬蔑我国水电建设的言论,电力部或者国家电力公司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各种谣言很难形成气候。但在体制改革之后,由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既是谁遭遇到了误解、甚至是诬蔑,单个独立的企业都很难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以至于我们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代表国家去积极开发水电的电力央企,常常被一些环保组织,宣传成为跑马圈水的黑心开发商。

上个世纪末,当国际上的反水坝、反水电的伪环保非常时髦的时候,我国国内由于水电的举国开发体制,伪环保宣传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乘之机。但电力体制改革引进水电开发的竞争机制之后,情况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加之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国外环保组织对国内代理人的支持和资助也大幅度增加。国内迅速成长起来了一批以反水坝、反水电为目标的极端环保组织。这些由国外指导、资助的环保组织,有着丰富的反水坝、反水电斗争经验,它们不仅善于利用媒体挑拨和利用公众情绪,而且还特别注意在各个相互竞争的电力公司挑拨离间,甚至还经常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和利用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

总之,相对于国际社会关于水电发展的争论,我国有一个滞后期。当国际上的反水坝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我们国内的声音还很少。那时我国建设水电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特别是我们三峡工程的上马和成功建成,让国际上很多反水坝、反水电的谣言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当国际社会的主流已经开始反思并澄清极端环保对水电的各种诬蔑之词之时,国内的一些炒作反水坝问题的极端环保组织却已经在国外势力的资助下活跃起来了。并且对我国水电的发展构成了不少实质性的损害。

三、我国很多水电开发项目建设 曾因伪环保宣传一度遇阻

2003年个别环保官员利用职权,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坝思潮的学者召开的怒江环评论证会,制造了一系列有关怒江的谣言。如,他们把上游早已经建造了水电站的怒江,宣传成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水坝的河流。他们完全无视怒江几十万人生存多年,砍伐林木、陡坡耕种,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河谷地带生态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欺骗宣传说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条生态江。特别是某媒体的一篇“为子孙后代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不实报道,几乎欺骗和误导了整个社会。有人还以这些谎言为依据上书全国人大,甚至写信给联合国,要求制止怒江水电开发。

瀑布沟水电项目的移民冲突,更是舆论被误导之后导致群众情绪失控的典型案例。在众多的挑拨公众情绪的误导宣传中,某媒体刊发的《用十几年前的标准拆迁,汉源移民巨额损失》文章,故意把92年颁发的移民补偿条列,说成是用92年的标准拆迁。其实该文件中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用拆迁前三年的平均值计算补偿。但是,媒体的这种欺骗性的误导宣传对移民的情绪挑拨性极大,当时愤怒的移民几乎是人手一份这张报纸。以至于在瀑布沟爆发了我国水库移民历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暴力冲突事件。

尤其可悲的是,一些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影响环保官员,以至于不少环保官员对我国的水电开发形成了严重的偏见。例如,在“十一五”期间就曾有环保官员公开的对媒体表示“水电的污染破坏比火电还严重”。因为火电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电的生态破坏是不可逆的。这种歪理邪说。本来是最典型的水电妖魔化的谬论。但却不仅被我国的环保官员接受、而且公开宣传,并用来指导我国的环境评价和污染治理。其后果的严重性,我们可想而知。其实,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对煤电的环保要求还只是脱硫,不考虑脱硝。而这种氮氧化物排放极其严重的煤电,却被环保部门当作比水电还要清洁的能源大力推崇。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的煤电超常规的高速发展。然而,几乎是当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耗,超过全球的50%的同时,我国就爆发了全国性的严重雾霾污染。后来的研究发现,煤电排放中的氮氧化物,是造成雾霾的一个主要元凶。因此,从“十二五”开始,环保部门紧急要求全国所有的煤电厂都必须加装“脱硝”装置,这才使得此后几年,各地严重的雾霾污染逐步开始减轻。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沉痛教训是,正是那些当年被某些环保官员吹捧为比水电还要清洁的火电,一度造成了全国大面积的雾霾污染。

受这种妖魔化水电偏见的影响,在“十一五”的中期,我国几乎所有的水电项目都不能正常地通过环境评价,一些大型水电项目在拿到开工路条之后,居然被搁置了数年之久。例如,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拱坝小湾几乎都要封顶了,但因为环评问题电站的核准还没有通过。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环评风暴,让妖魔化水电的误导宣传达到了顶峰。我们知道“未批先建、跑马圈水、过度开发”是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电的主要理由。然而,“未批先建”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根据我国2004年投资体制推行的改革“无须批准、只需核准”是改革后的管理政策。况且,开发金沙江是“十一五”水电规划中关于水电建设的首项任务。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电项目,又都是在拿到国家的开工路条后,又毫无理由地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环评和核准。这显然就不是什么“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先建”本来是合法的(因为有开工路条),“未批”则是因为环保部门对水电报有偏见。

再看当时所谓“开发过度”的指责,金沙江所规划的电站在2009年时,还没有建成一个。开发程度还是零,怎么就已经产生过度了呢?总之,这些明显的违反基本事实,违反逻辑的妖魔化水电的论调,由于被反复的宣传、炒作,似乎成了当时的真理。以至于在不同程度上误导了社会舆论,蒙骗了公众,也一度影响了领导的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使得我国“十一五”中期的水电建设,几乎完全停止。

叫停金沙江后,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才发现“先建未批”的原因是环保部门对相关企业报上来的环评报告置之不理,一搁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安全度汛,则要求企业必须截流施工,以保障安全。企业受的是夹板气,“先建未批”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发现问题的结症后,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曾经联合发文,明确要求今后环评报告必须在2个月内予以批复。然而,不解决思想上对水电的偏见,这种程序性的要求只能治标不治本。以前,水电企业遭遇的是环评审批难,新文件出台之后,则变成了环评申报难,我国水电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依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四、物极必反,减排带来中国水电发展的黄金期

当时由于我国的水电发展受阻,几大国有电力企业的竞争,都不得不在集中在火电上。以至于我国的火电比重增速过快,能源结构逐渐严重恶化。由此也不免让国家的能源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2008年前后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矿难频发、煤电矛盾突出。在国际上:由于排放了与我们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温室气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我们遭遇到全球的批评。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让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深切地感觉到水电缺位的中国能源发展之困境。回国之后,立刻布置中宣部、国资委和国家能源局加强水电的正面宣传。同时为适应国际社会的减排的需要,缓解国际压力,我国也向全世界做出承诺,要在2020年把单位gdp能耗降低40%到4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到15%。此后,在2010年借着纪念我国水电建设100周年之际,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击妖魔化水电的正面宣传。至此,叫停金沙江水电的荒唐和严峻的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终于让我们认识到了:我国水电被妖魔化的倾向不纠正,中国的发展将难以可持续。

此后,我国水电发展迎来宝贵的黄金期,包括小湾和被叫停的金沙江水电站在内的一大批“十一五”期间被长期搁置的水电项目,在2010年下半年陆续都获得了核准。我国的水电建设者们也不负众望的干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成绩。完美地实现了我国水电从追赶到超越,最后到引领世界水电的嬗变。

今天的我们中国的水电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无论从规模、效益、成就,还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还是装备制造水平上都已经是绝对的世界领先。一般人可能想不到,中国水电领先世界的程度,其实远超我们经常宣传的高铁、核电等行业。我国的高铁、核电等技术虽然已经非常先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竞争对手的。例如,日本的新干线、德国的磁悬浮;法国、美国以及俄罗斯的核电技术。但是,唯有在水利水电领域的国际招标中,几乎所有像样的竞争对手,都是中国的公司。这种全行业的绝对领先,在我国历史上是否能绝后我们不知道,但绝对是空前的。

五、水电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工业化以来,全球水电的开发和应用是减少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功臣。目前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阶段。国外各种媒体所宣传的可再生能源,也大都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但是,事实上由于受到技术水平和能量密度的局限,水电仍然是当前最有效率、最起作用的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领域内,目前全球可以利用的其它所有形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量的总和,还达不到水电的减排作用的一半。在众多的可再生能源中,水能不仅是目前唯一具有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而且在改善电网的调节性以及经济回报方面,也将会对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用起到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除此之外,我们水电家族中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目前最有效的电网调峰、调节手段,同时也是大规模的风、光等间歇性、波动性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的重要保障。

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预测,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在本世纪下半叶就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那么2050年的能源结构中非化石的比重至少要占80%以上。相应的在电力构成中,应该达到100%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最近,欧洲、美国的一些能源研究机构,根据各国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水平,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坚持能源转型的方向,在2050年在全球实现百分之百的由可再生能源供电,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在这当中,水电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觑。

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水电的发展虽然经历过不少曲折,但毕竟还是成绩斐然、令人瞩目,并且今天已经成功地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放眼未来,我国水电发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广阔。一方面,我国水电还有超过60%的开发潜力等待我们去挖掘。另一方面,我国能否实现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兑现我们《巴黎协定》的承诺,将主要取决于我们水电的发展。目前,不少国际舆论都承认,全球的《巴黎协定》能否实现,主要看中国,而中国的承诺能否兑现,将主要看我国的水电。

总之,未来中国的水电依然是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同在。然而,作为中国的水电工作者,无论是回眸历史,还是展望未来,我们都会倍感荣幸、自豪。因为,我们水电事业的发展、兴衰,从来都是与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张博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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